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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治走向保守的历史逻辑

  • 国内
  • 2020-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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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中共面对的国际国内局势越是复杂,往往越是收紧政治空间,从而走向政治保守;但这种保守不是不改革,而是避免激进,在稳健中推动改革。中共之所以有这种选择,一是基于保持政治稳定的危机意识,二是基于其解决危机的路径是体制内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自下而上的激进民主政治并非中共的选择。这个经验可能主要还是中共从1980年代的经济政治改革危机中得来的。

国内政治激进化尝试的否定

在1980年代中后期,中共面临经济体制的重重困境。中共逐步推进从计划经济转轨的一系列实验性改革,比如价格双轨制,以及后来激进的价格闯关。由于改革方案不够全面,全国陷入通货膨胀的危机。

中共也在体制内继续探索改革的方向,但经济形势无比危机。双轨制的体制是摸索中的试验,不过造成了最初一批靠双轨体制获得不法利益的“官倒”群体,造成其他群体的利益受损,加剧了人们的不满。

社会对推进改革的要求日渐激进。此前一直受到反对的政治民主化思潮开始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升温。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开始公开提及政治改革,论证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但对改革的突破方向和具体操作并没有太清楚的论述。当时的中共高层对政治改革的认识可算是正处于懵懂期。

邓小平也多次提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但他也多次反对激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认为在中国政治改革是个复杂的事,涉及到的利益和群体太复杂,只能慢慢局部试点,等确定了才能一步步推广。这也是邓小平一贯的谨慎性格和务实作风。

但这些模糊的政治改革的提法,让知识分子有了表达各自激进主张的出口,为社会的改革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提供了机会。天安门事件就是该政治力量崛起的象征。

但显然邓小平所说的政治改革并非知识分子理想中的自下而上的激进民主化,而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政治民主在邓小平看来并没有知识分子眼中的理想色彩和绝对价值,而是要服从经济改革的需要,经济改革遇到的阻碍,要由政治改革来开辟道路。

该事件结束后,中共高层认为,这是十三大后开放政治空间给社会的结果。在中共高层和社会整体对政治改革处于极度幼稚的时期,同时面对艰难而更为急切的经济改革,这使得高层开始收紧政治控制。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被否定了。中共高层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探索也中断了。

苏东政治激进改革的巨大震撼

中共日渐收紧政治空间也受到苏东剧变国际局势的影响。当时中共高层很多人认为,苏联解体是由戈尔巴乔夫(Mihail Sergeyevich Gorbachov)的激进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引发的。苏联和东欧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瓦解了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政权,这对中国高层的震撼程度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看来,民主化的前路随时会跌入万劫不复的亡党深渊,整个中共从上到下以至于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不敢再提政治改革。

同时,邓小平等高层也意识到,苏东剧变的政治诱因背后,是经济改革失败,政府不能满足人民普遍的经济利益,才失去了民心。而激进的政治民主化,在这种环境下就恰恰为社会不满力量提供了政治途径,必然强化了反对力量,造成更大的社会撕裂和政治混乱,亡党危机一触即发。

这种危机意识,促使中共一方面暂停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加快了推动经济改革。在他们看来,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扭转长期的普遍物质贫困,才是化解贫穷社会主义国家危机的根本出路。

这一体制在一定历史时期体现出的最大价值或许就是保持了政治的基本稳定,从而才有了腾挪的政策空间,得以通过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改革,有系统、有计划地革除经济社会体制弊端,开启经济社会的转轨之路。

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中共体制的政治保守性,反而成为了推进经济改革的激进力量,而不是阻碍力量。

政治保守主义下的经济改革

这便可以理解,中共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改革路径为什幺始终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体制内改革道路,而警惕自下而上的民主力量。为什幺稳定上升为一种压倒一切的高度(当然,后来变质了另有其变化了的语境)。

改革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中共并不希望看到体制外社会力量的“野蛮生长”。自下而上要求政治变革的社会力量也往往被吸收进党内,在体制系统内找到定位。

因为社会民主力量作为部分因素,如果不是放在中共整体系统中获得定位,与各种利益关系加以平衡和综合考量,便往往呈现出对整体的破坏。在中共看来,不仅冲击了整体的稳定性,而且可能打乱改革进程的连续性。

因此,中共面对国内外问题越复杂,越是倾向于收紧政治空间、言论空间,而专注于按着改革路线图推进经济、社会的改革。正如英国保守而稳健的改革发展史所告诉我们的,这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然而在外界看来,这却好似一种专横,或许中共欠缺的是如何更好的沟通民众和表达自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