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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投稿由涡虫抗争到后涡虫思维──谈与中共之博奕谈判方式及事

  • 前沿
  • 20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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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投稿由涡虫抗争到后涡虫思维──谈与中共之博奕谈判方式及事

感谢香港人一直坚守,更自发游击,否则运动绝不能持续至今。笔者明白,根本没太多人理会涡虫抗争思维,但于笔者眼中,现在已成了半涡虫形态,这比笔者想像早了几年。当然,涡虫是一套思维,其实际状态绝不会如想像般完美,加上涡虫抗争思维尚新,须经实践考验,故现在,已算是涡虫大致成形之时(其实只差两点:一.固有蛇头还没断净;二.佔领仍未够分散)。涡虫既已大致成形,似乎现在就是谈后涡虫思维的恰当时机。

后涡虫思维的目标

前文<龙和道游击战:涡虫式抗争思维及后涡虫发展的推算>最后一部分,大致已提及后涡虫时期的抗争模式如何由乱转序,本文将加以引伸,望为运动尽一分力。

涡虫以乱、散、逃三点打乱行政、执法两者部署,务求令其疲惫不堪,瘫痪其行政及执法能力。但乱不可能永远持续,否则会引来大部分人不安,所以必须预先思考混乱后如何拆局。

要拆局,必先定立目标,早前拜读沈旭晖教授之文章,取态现实。教授认为中共必会坚持于特首提名之否决权,其所论虽为不少人嗤之以鼻,但平心而论,以现实角度考量,教授所论实在,关心佔领者,必须备以参考。教授虽从理论框架探射出中共的「底线」,但如从策略及目标上,香港人则须思考如何令中央的「底线」褪得更「底」,以达中港同样认同之特首选举办法。

与中共谈判之法则

自古谈判,除以理服人,更须以利诱之。谈利益比谈道理更实际。更何况,中共是一个利益党,凡事以利为考虑基础。由此可知香港必须令中共境况及思维转变为:如不放弃否决权,将会丢失更多。只有如此,中共才会褪其底线。「利」是与中共谈判的思维基础,只顾义理,不顾对方利益,终必缘木求鱼,一无所获。

对中共来说。香港的利益其实不在于香港的赚钱能力,反而在于其为中国境内唯一一个真正面向国际的地方。但这样一个地方,要显得对中共有利,在中共的思维中,就是简单地令其听话,并且由中共掌握此地之实权。自九七起,一切的中港冲突大致由此而来,这点实权也与沈旭晖教授认为中共必会坚持特首提名否决权如出一辙。但,如果中共坚持否决权,将令其损失较不坚持为多时,中共自会找到体面的退路。

所以,问题是如何令中共于利益考量上,给予香港人提名特首的权利。香港人要令中共得到特首提名否决权后,反而得不偿失;但同时,又要小心,避免过份刺激中共,令其以武力清场(当然,香港人也要同时增力中共或香港政府武力清场之成本)。涡虫抗争的思维就是基于这样的逻辑而诞生,涡虫以不直接对抗的逃走游击方法,增加其武力清场的成本,坚持否决权的成本,又同时避免过分触动中共神经(相比固守一地佔领和武力对抗)。但这只是促成对等谈判的前期工作,所以我们必须在涡虫成形后,谈判开始之前,做好与谈判有关的準备工作。

谈判前之必要準备

现时代表抗争者谈判的,是由政府「挑选」出来的学联,但学联于抗争者中的代表性成疑。加上香港攻府之所谓谈判,仍以居高临下的高姿态处理,并未正面回应抗争者诉求。故此等谈判(或称为训话),绝无厚望可寄。

是次佔领行动,毫无疑问,是一场民主运动。如当中没有民主体认过程,成何体统?所以笔者一直建议学联必先退下来,各成员以其个人身份继续参与运动,再由各地域佔领者经过讨论、票选,选出各地代表数名,再组成一个十至二十人之联合组织,以代表抗争者。可惜,涡虫发展至今,旧有蛇头仍存,而且不够分散,无法令票选顺利进行。

以上选出的代表,其角色为表达抗争者诉求之代理人,他们没有实权,抗争者可随时因此代理人之做法欠妥重选。代理人凡遇未经商议之大事,必先与其领地之佔领者讨论,方可决议。这样,联合组织才有佔领者授权之基础,不然绝对无法令佔领者信服谈判之结果。

而且,这样的联合组织,已几乎有联合政府之意味,但又绝对没有联合政府之实权及名衔,可逼迫中共之余,又不会过分刺激其神经。这个联合组织,向中共预视了坚持其否决权时可能面对之后果,相对这个后果,以谈判令港人安于部分自由更符合其利益考虑。故各地佔领者讨论并票选其代表之事,必须于谈判前做好,才能令谈判导向有利方向。

谈判之条件及思考方向

要谈判,必先清晰自己的底线,可惜,在佔领运动中,这底线有两项先天不足:
一.因佔领者众,难以统一意见
二.因公投而成的底线,是公开的底线,即对方事前已知抗争者底线何在,对谈判不利

项一暂时不难拆解,因为现在几乎已较明确,普遍佔领者也坚持公民提名。但这点与中共否决权一项有砥触,如真要争取这一点,我们必须如前所述,以利入手。香港人必须为中共设想其利害关係,令其「蚀最少」,甚至「赚最尽」。于此,香港人必须明白香港于中共的实际价值。香港之实际价值在于其国际特殊位置及其人民之才干与变通能力。现时,中共仍未明白香港之可贵在于香港人未尽腐化之脑袋。当然,此脑袋是两面针,中共只是未见其利,只见其害,一切殖民、国教、特首否决权俱源于此。他们不明白香港人的脑袋,是中共境内硕果仅存的灵活脑袋。对于执政之中共来说,香港是可助其处理行政、法治等功能之人才集中地。现在的山头主义令香港人无法协助中共处理政事,但只要中共改变对香港政策,不以其为中国境内一个城市,而将香港视为一个封王之地,以此为人才培训场所及政策试行点,那就等于将邓小平「五十年不变」,待中国追上香港的思维归于一路。现时习近平正整顿中共内部势力,香港人才如能取代其异己,助其处理本属异己者之政务,不是帮了一大忙?

所以在谈判中,必须彰显香港对中共有利,但这种利必须基于香港人自决治港,才能游离于中共固有思维。香港可在服从中共的大原则下,按人民思维与中共商量,共谋出路,进而令中共获得改进其统治思维的机会,与时并进,这才是中港双方皆「赚到尽」的方向。

不过,我们还是得面对底牌被看破的现况。这点在透明度高的民主运动中,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一般解决方法有几个:
一.叫价时必须较彻底。但现实是佔领者中只有少数人明白如何叫价,要在民主讨论过后的投票中叫出一个适当的价位,确有难度。所以,此方法不可依仗;
二.所定底线尽量模糊,令谈判时走位灵活。此点较上一点容易做到,不过,在香港旧有的蛇头仍存的今天,难以保证他们出卖佔领者。因为这方法是大大提高了代理人的权力,其灵活位的游走,全由代理人处理。故此方法较之上一个,更危险;
三.拿着底牌与对手谈判,只要底牌对对方来说有利可图,或可令对方稍加条件,即会答允。这点也是与前所述,以利说之,只要所加条件于谈判中不置可否,谈判后交由佔领者讨论并投票决定,即可保有其认受性。三个方法中,暂时以此为最有可能实现之策。

后话

笔者必须承认,对中共的认识及谈判技巧并非本人所长。故以上论调,在某些人眼中应是儿戏之谈。但综观现时讨论,仍只侷限于运动走向及偏向悲观的现实主义。所以,本文之目的,是创造一个新的平台,思考运动后期与中共谈判之策略。如能引起讨论,甚至对本文大加鞭笞,而可以带出其他运动后期之方向,自是可喜之事,还请大家不吝赐教。